秦晖：从周秦之变到汉魏之变：我的秦汉史教研

从“周秦之变”到“汉魏之变”：我的秦汉史教研

秦晖

1995年，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，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。当时历史系没有秦汉这一“断代”的专家，我便开始教授秦汉史课程，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。

我是属于“专史”而非“断代史”出身的，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，但我对该“专业”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，所以还是接受了教授秦汉史的任务。

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属于典型的“金花”史学，在这派史学无法回避的“古史分期”问题上，我当时持明确的“魏晋封建论”观点，视秦汉为“前封建”的“古典”社会。即便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我的研究早已不再是“金花”模式，也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概念分析周秦、汉魏之别，但当年新史学的影响是不会消灭的。

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时，不想花时间给学生讲一套“四姓之兴亡”的故事，只想在有限时间内梳理一下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的“世道与心路”，以给今人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津梁。

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虽然年头不算很长，但当时“超星图书馆”做了全程视频录像，近年来好几位有心的读者却分别根据课程录像，整理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给我，并与书界的朋友一起，极力鼓动我出版。

从我过去写的秦汉相关论文，到课程开设期间乃至视频传播中，各种评价也都存在。对此我这里做一点回应：

过去我们的史学界有过“论从史出”还是“以论带史”的争论。改革时期由于对过去史学官学化的不满，“论从史出”受到肯定，而“以论带史”则被讥为“以论代史”。其实这种思维不改变，即便换了一套意识形态氛围，那种“教条多而论证少”的弊病也还是存在的。

我们讲“史”和“论”的关系，其实就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，更一般地说其实就是论据与论证的关系。不光是史学，任何一种实证研究，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。无据而论，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，有据无论，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。

说实话，我受“经典作家”影响也很深。但是除了某些事关知识产权的前人具论外，我是不主张理论上掉书袋的。我的论证主要是自己的思考，当然思考并非凭空，接受各种启发非常重要。

研究历史要靠史料，史料的书袋必须得掉。但是秦汉史在这一点上也不同于其他“断代”，因为这一时期存世文献较宋明以后要少得多，没那么多书袋可掉。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近古时期更加倚重考古，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比恰恰是“不自明”的，其意义更加有赖于论证。再就是秦汉史既然很难发现新史料，对前人研究推陈出新就更重要，而与“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话”相比，对前人研究无论推陈还是出新，也更需要论证。

这本书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鞭策下，以刘志先生整理的《秦汉史》课程实录视频文稿为基础写成。但从课程录制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大约近20年，期间秦汉史研究，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。尤其是张家山竹简《汉律》的发表、里耶秦简的发现，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，都有重大价值，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。我当年授课时这些都还没有。我历来主张旧作再版一般不修改，以保存写作的“时代坐标”。但是这本书不同。一是它过去未出版过，是作为新书出版的。二是当初作为讲义是面对学生，现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读者，对学生我应该给他们以与时俱进的知识，而不是提供一个“时代断面”而已。当年授课时，我的讲义是每年都要修改的，现在出书也应该如此。所以这次成书我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，篇幅也比视频记录稿多了近一倍，至于成效，就期待读者的批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