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7 年 4 月 9 日,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批准,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通电各省区,要求各省督军前来北京商讨外交大计。在其召集下,25 日督军团首次会议召开,25 名与会者以 17 票赞成、7 票反对和 1 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“拥护总理外交政策”的决议和对德宣战案。
在段祺瑞的支持下,倪嗣冲率督军团部分成员擅自闯入正在召开的国务会议,迫使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布了对德作战方针。随后,段祺瑞率领内阁阁员亲诣总统府,迫使黎元洪核准对德参战案并提交国会辩论。
在这一时期,倪嗣冲活跃于北京政治社会,成为北洋政坛上的活跃人物。5 月 3 日,倪嗣冲携张怀芝、孟恩远及其他皖系督军团成员闯入总统府,要求黎元洪发表对德宣战的命令。
黎元洪从主战派转向反战派,是因为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。他积极寻找反击时机,发现了冯国璋等直系方面的反战、反皖态度,以及张勋这个非皖非直的人物。他相信在张勋和其他直系势力的支持下,他可以将段祺瑞免职,然后再组织一个新的内阁,并且不与任何派系合作,也能将政府维持下去。
5 月 7 日,国务院将对德宣战案送交众议院请求讨论。各政团的议决结果表明,国会内反参战势力已明显占上风。段祺瑞和督军团决定武力迫使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,并达成了关于武力迫使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的决议。
皖系干将傅良佐、靳云鹏、王揖唐等人奉命收买大批游民,组织各色各样的“请愿团”和“公民团”,准备在 5 月 10 日国会正式表决时应急。
5 月 10 日,国会会议开幕,包围了国会的“请愿团”和“公民团”们,高呼口号,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,扬言:国会“倘不通过参战案,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”,出去“则打死无赦”。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因不愿接受请愿团的传单,或接受传单稍迟,当场遭到殴打。
公民团的闹剧演到晚上八九点时达到了高潮。由于对段祺瑞拙劣表演的激愤,反战的各党团表现了不愿屈服的态度,部分原来对参战处于观望态度的议员,因反对胁迫,转而成为反战派的支持力量。原本意见分歧的许多政党派系,在段祺瑞督军团的压迫下,反而因全体愤激,“党见尽消,患难与共,反见一种亲昵现象,而宣战问题,于此乃有一转折”。
5 月 19 日,督军团 20 余人联名向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,遭到了黎元洪的严辞拒绝。黎元洪还宣布将要解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。恼愤之中的督军团便转而组织力量,并约定相继离开了北京,前往天津、徐州结集,一场更大的阴谋策划也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。
5 月 23 日,黎元洪发表对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免职令,遭到了段祺瑞的强烈抗议。黎元洪在其免职令中称,免去国务总理的职务系根据《临时约法》之三十四条之规定。但段祺瑞却于同一日的通电中指出:“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,非经总理副署,则不能发生效力。”总统府发出的通电即按《临时约法》之规定,未经段祺瑞副署,并不能生效,“将来地方、国家因发生何等影响,祺瑞概不负责”。
段祺瑞被免职后,根本就没有人敢于冒段祺瑞及其督军团的威风来捡拾国务总理这个“烫手山芋”。伍廷芳代行国务总理后,黎元洪“初议东海(徐世昌)出山,未获允诺,遂坚请骋卿(王士珍)担任,专使络绎,继以亲往,猪口晓音,再三鼓动,聘卿终荐先生(李经羲),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,时机危迫,不得不曲循其请”。
李受职之后,恰值皖段鼓动北洋各省“独立”。他便一直躲在天津租界中,向黎元洪提出了自己的莅位“条件”——必得有张勋入京保驾,他才能入京莅职。
集结在徐州的督军团的督军们,按照预先的计划向黎元洪发起了新的攻势,但远在徐州的督军团的“盟主”张勋,却并没有像黎元洪预先设想的那样成为总统的守护神,恰恰相反,5 月 24 日,张勋率先发表通电,斥责黎元洪和国会,并谓“各军以中央破坏法律,群情愤激,惟有自由行动”。
这封通电,不但公然地为北洋督军团的干政行为掩饰狡辩,而且也直接地成为北洋各地方实力军人独立的宣言书。
继张勋通电后,安徽省长倪嗣冲、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反对中央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为由,首先声明脱离中央,宣告独立。随后相继宣告独立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、福建督军李厚基、河南督军赵倜、直隶督军曹锟,此外响应的还有吉林督军孟恩远、山西督军阁锡山、黑龙江督军毕桂芳。北洋各地督军中,只有长江三督冯国璋、李纯、王占元未加入独立的队伍。
在上面的各省督军中,张勋虽未明确发表独立通电,却仍沿用了“十三省区联合会”的名义,直接通电,要求黎元洪下台。安徽省长倪嗣冲于宣布独立后,并发表特别宣言,声称:“总统听信群小,排斥正士;暴民盘踞国会,勾通府中,以夺取政权,须以兵力驱逐之。”随即,倪在蚌埠扣留车辆,以其侄倪毓芬为北伐司令,率兵直逼丰台,与曹锟等会合,设总参谋处于天津,指挥各军,拉出了一副共同进兵北京的姿势。
北洋皖系各督军独立后,黎元洪曾先后电请徐世昌、梁启超出面调停,但均遭到拒绝。至此,黎元洪已彷徨无计,茕茕孑立中的北洋政府,至此已经笼罩在一片战争阴云之中了。